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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

 

● 中國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

●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即便6%的成長率能讓中國經濟每年的增量超過25年前的GDP總量，這是許多評論家面對經濟降速時習慣拿出來安慰自己的一個理由，但這仍會使中國的人均收入成長速度慢於先前。

對於一個在中等收入陷阱周圍徘徊的國家而言，這不是好兆頭。

中國很可能在2019年看到過去20年來最低的GDP成長率，這個可能性讓一些經濟學家開始擔憂2020年的風險到底會有多大。由於成長顯著放緩，在中國，來自企業家和商業界的抱怨和悲觀情緒到處可見，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已捉襟見肘，但仍將面臨越來越困難的財政形勢。

有人斷言，「2019年可能是未來10年最好的1年」。

有意思的是，近期，中國經濟學家對此一局面是否值得擔憂，仍然分歧嚴重。大多數經濟學家堅持認為6%已是中國（經濟）成長潛力的上限，未來不可能維持這個水準。這個看法得到較多人的認同，那是因為中國緩慢的結構改革讓他們相信未來強勁的成長不可能在現有的體制中發生，除非更加從事更多分散化和自由化的經濟活動。

這意味著更多的經濟決策需要由市場企業家和銀行家，而非政府。是的，中國要解決長期結構性的問題刻不容緩，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目前的狀況可以置若罔聞。

事實上，熟悉情況的觀察家應該知道，中國經濟的現狀並不是意料之中，就在2011年，中國的GDP成長率還保持了9.6%，但最近已下降至6%。

這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先舉個例子。2019年以來中國各城市的豬肉零售價格漲了3倍至4倍，推動了中國的CPI，在很多人看來，這簡直不可思議，除非豬的飼養數量持續減少。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前高官撰文指稱，是的，這正是中國正在發生的，出於對環保的問責，地方政府官員趨於選擇粗暴關閉農民的分散養豬場，事實上，過去這些年，因為自上而下的環保達標和對空氣品質的要求，製造業的中小企業大多數也受到來自政府的壓力而關閉。

在北京及周邊地區，人們常以霧霾發生率來判斷政府政策的隨意改變。

這正是中國面臨的朝令夕改的政策和政府治理問題。

這些年來，愈演愈烈的現象是，中國領導人宣導環保和永續發展思想會被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們加以量化，並層層分解到下級政府，成為指令性計劃，要知道，中國的治理體系有助長、放大此一做法的趨勢。

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因為受政治的驅動，上級對下級環保指標的考核會使地方官員在推動經濟成長上變得保守，制定並滿足於更低而不是更高的GDP成長目標。

過猶不及的政策在處理金融風險方面體現的更為典型。

2016年以來，儘管貨幣政策表面上維持中性的基調，但中國領導人對債務的擔憂被決策者很快轉變成「釜底抽薪」的權宜政策，同時迅速在銀行、金融部門演變成暴風驟雨式的信貸收縮。

這一行動造成經濟中的流動性大規模抽出，實體經濟中大量的投融資活動（包括房地產）受到衝擊，私人企業尤甚。

結果就是，雖信貸超常擴張現象得到控制，但由於名義GDP增速迅速惡化，中國的M2/GDP的比重並無逆轉趨勢。有意思的是，數年前，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初，這些企業曾被指令要求必須接受來自銀行給予的更多信貸。

朝令夕改的政策擾亂了投資者的預期和信心。

不斷下降的投資意願讓正在成長的中國經濟引擎失速，這看上去要比債務拖累嚴重多了，最近的壞消息不斷，即使是那些大名鼎鼎的網路公司，也開始裁員。

而且，給定中國經濟長期存在明顯的結構性問題，就體現在政府治理中特有的政商關係中，這些短期過猶不及的政策非但沒有緩解，反而可能強化這些結構問題。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是指令性的環保政策還是嚴厲的權宜政策，沒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可以毫髮無損，不受保護的私人企業則受到衝擊而艱難度日。

這與結構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馳。

所以，會產生緊縮效應的結構調整政策在中國事實上並不能產生改善結構的目的，反而因為過多的政府干預，更傷害大量私人企業和市場的信心，保護國有企業。以往較為寬鬆的宏觀政策，儘管可能導致信貸與債務的成長和宏觀不穩定，但它們卻是干預最少的政策，反而可保持較好的成長記錄。

對中國而言，或許不會有最優的和兩全其美的政策組合，但次優的政策看來是要偏向寬鬆的，因為畢竟更有效率的經濟活動在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條件下，才可能維持下來。

也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下，政治上對旨在糾正錯配現象的結構改革風險承受能力才能提高並獲得社會更多支援。

中國政府不僅需要有結構改革的緊迫感，也需要知道改革推動所需要的宏觀條件。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China’s Damaging Policy Disruptions》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