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斯
• 《經濟學人》前駐外記者
禁忌的黎巴嫩(Haram Lubnan),可憐的黎巴嫩。就仿佛收容鄰國敘利亞戰爭所造成的100多萬難民、經濟自由落體和2019年新冠疫情還不夠可怕一樣,現在貝魯特港所遭到的災難性破壞已經導致150多人死亡、6,000多人受傷以及約30萬人——占該國總人口數的5%——無家可歸。對於一個曾經將本國首都視為中東巴黎的國家而言,究竟怎樣才能為這個悲慘的故事畫上句號?
可悲的是,中東巴黎的形象早已蕩然無存,摧毀它的是1975~90年內戰、腐敗和地區動盪。倒楣的政府在港口爆炸後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結果卻是被迫面對高喊近10年前點燃阿拉伯之春革命口號的示威者:他們所高喊的口號是,al-shab yurid isqat al-nizam——「民眾要求推翻現政權。」
儘管現政府已經辭職,但民眾的憤怒卻註定會繼續膨脹:8月18日,海牙黎巴嫩問題特別法庭將就2005年黎巴嫩總理拉菲克·哈里里遭暗殺一案作出裁決。伊朗和敘利亞所支持的什葉派民兵和政黨真主党的4名成員因炸掉哈里里車隊而接受了「缺席審判」。判決結果原本預定於8月7日公佈,但卻因「對三天前貝魯特毀滅性大爆炸無數受害者致敬」而被推遲。
無論特別法庭裁決如何,都會加劇政治緊張局勢。被美國和歐盟列為恐怖組織的真主党一直擁有廣泛的什葉派支持。真主党民兵比黎巴嫩政府軍更加強大,而且在議會中還有強大的集團支持。
就像巴勒斯坦遊擊隊的存在及其建立「國中之國」的主張是挑起內戰的因素,真主党的「國上之國」將引發黎巴嫩人和外界的更多呼籲——結束按照宗教派別而非實際功績來分配政治和經濟權力的體制。
但這究竟是不是揮舞旗幟呼籲革命( thawra)的「民眾」真正想要的東西?黎巴嫩一個世紀前才因為英法兩國簽署的塞克斯-皮克特條約而從中東獨立出來,而後逐漸成為基督徒、穆斯林、德魯茲人和其他群體的混合體(約有18個教派是被正式承認的)。1943年,當法國結束其國際聯盟任務時,獨立黎巴嫩的政治領袖公佈了一項不成文的「國家協議」,根據協議,將由馬龍派基督徒擔任總統、遜尼派穆斯林擔任總理,而什葉派穆斯林則擔任議會議長一職。
就像黎巴嫩首任總理裡亞德·索爾所說的那樣,這樣做的目的是要「黎巴嫩化黎巴嫩穆斯林,以及阿拉伯化黎巴嫩基督徒。」基督徒要與西方保持距離,而穆斯林則要放棄將黎巴嫩作為阿拉伯民族整體的一部分。
這一切的初始前提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擁有大致相等的數量。但黎巴嫩最後一次人口普查於1932年進行,而且顯而易見,從那以後的幾十年中明顯地基督徒已經成為少數。因為出生率較低、而移民前景較高(數千人在內戰中逃離家園),基督徒現在僅占黎巴嫩總人數的1/3。
但如果結果可能引發另一場宗派戰爭,那麼為什麼還要調整制度來反映人口現實?結束15年內戰的塔伊夫協定僅僅在邊緣問題上修修補補,賦予穆斯林與基督徒議會平等權,並且增強了總理的權力。
黎巴嫩示威者長期以來一直要求結束教派分享權力,同時結束一系列外國勢力干預黎巴嫩事務,包括從美國、以色列到敘利亞和伊朗。他們的成功之一是哈里里被刺所引發的國內和國際強烈抗議迫使敘利亞於2005年撤出其部隊,當時敘利亞對黎巴嫩的「保護」已經長達29年之久。
矛盾之處在於,抗議者譴責的制度已經賦予他們一定程度上的個人和言論自由,這在阿拉伯世界是極為罕見。此外,當工作崗位有賴於庇蔭時,結束體制可能會有損個人利益。在黎巴嫩智庫所進行的一項試驗中,70%的受訪者同意簽署請願書呼籲結束相關制度,但當參與者被告知他們的名字將會被公開時,這一比例下降到50%左右。
黎巴嫩一直是一種脆弱的結構。20世紀70年代當我居住在貝魯特時,這座城市的確是國際化的「中東巴黎」,直到內戰在外部勢力的慫恿下,將其割裂成全副武裝的居民區,這種情況導致一個人身份證上所列的宗教信仰或許可以決定其生死。
鑒於黎巴嫩人的成熟和創業精神,普遍預想結束懺悔制度能夠將弱點變成實力。但我對此表示懷疑。
在其他阿拉伯國家,宗教少數族裔一直依賴獨裁者的保護——而且像在伊拉克和敘利亞一樣,一旦國家團結遭到威脅,就意味著他們苦難的開始。那些自認是菲尼基人而非阿拉伯人的馬龍派究竟會不會愉快地接受黎巴嫩穆斯林的多數統治?什葉派會否接受黎巴嫩遜尼派作為霸主,後者現在得到了敘利亞遜尼派難民的支持。
真正的難題是強化問責制。可恥的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軍閥最終沒有成為政治家,而是演變成黑手黨勒索保護費的組織(例如,停電導致柴油發電機的售賣者能輕鬆賺到大把的鈔票)。可恥的是,自私的銀行家和官方不願保障已經迫在眉睫的經濟和金融改革已經導致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談判陷入僵局。
黎巴嫩人值得擁有更好。在貝魯特災難爆發後,該如何實現這個目標的開放性問題變得更難回答。
(原標題為《Can Lebanon Rise from the Rubble?》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