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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伯斯

●阿姆斯特丹高级研究所的研究员

●《複雜性與公共政策》和《氣候政策革命》的合著者

經濟學家長期主導著氣候政策的討論方向，但卻很少能對自己的觀點提出證明。就像當前全球對抗新冠肺炎疫情一樣，我們解決氣候危機的最大希望也可能是藉由系統科學。透過更深入理解系統科學的網絡運作，我們可以應用它來規劃出能夠實現共同利益的政策。

今日，許多氣候政策都偏重在訂定理想的集中干預措施，例如關閉煤電廠或提高能源效率。儘管這些政策原則上可以奏效，但它們未能帶來足夠多的改變，這些改變也跟不上大自然需求的速度。對此，有些經濟學家僅是主張讓市場力量去推動氣候議題的創新發展。同時，隨著一些鎖國國家經濟體的重新開放，溫室氣體（GHG）排放量又再次上升。

然而，由於這次的新冠疫情，那些以前只限於系統科學領域中的術語，例如傳染率和社會距離等，現在正用於日常生活中。除此之外，顯然還沒有任何一個由上而下的干預措施能夠直接消滅新冠肺炎。在疫苗出現以前，所有政府能做的就是去改變病毒存在的環境，讓它們失去傳播能力。類似的系統驅動手法也能應用在氣候政策中。

事實上，許多疫情中的情境也可應用於氣候相關議題。例如，太陽能板的使用也有傳染率一說（儘管從正面意義上看，太陽能板本來就是越多越好）。當你看到鄰居在屋頂上安裝太陽能板時，你更可能會跟著做一樣的事。使用率因城市和周邊地區而異，而實際上，經濟學不是個用來判斷太陽能光電技術推廣程度的好依據。恰好相反地，正是居民之間的信任程度和社會結構的力量推動了這種正向的傳染，而非是負擔能力或效用等這些經濟因素的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決策者應該投注心力創造出可以促進太陽能使用的超級傳播者。其他許多優良的社會規範（例如大幅替換掉燃料車使用、降低紅肉消費、抑制失控消費主義等）也都受制於這樣的網絡力量

至於煤的部分，儘管有充足明確的理由去關閉煤電廠，但在大量使用煤炭的現代社會中這根本行不通。而雖然收取碳稅理論上感覺有用，但在實踐上已被證明無效。全球目前約有6600個運作中的燃煤廠，還有1100個正在規劃或建設當中。許多銀行已停止投資煤炭產業，因此所有的新建工廠是由少數金融機構支持，這些握有資金的人便形成了一個小型的關聯人際網。

其中一個解決方法是讓減煤更具有傳染性。例如，當煤炭支持者參與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集團的年度會議，或是當他們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在達佛斯舉辦的年會時，組織者可以策略性地去安排他們的座位，控制他們的社交網絡，並有意地去增加他們和不同人際圈之間的接觸。

系統之間不僅用獨特的方式運作，也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連接。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原以為這次疫情可在四個星期內讓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至荷蘭一年的排放量。減少細顆粒污染對大眾健康的好處可能尚不及病毒帶來的破壞。但導致社會中最脆弱的經濟成員失去生計可能才是最具毀滅性的後果。

氣候政策也需要面對類似的相互關係。一些人認為，只要簡單地將棕色經濟模式轉型至綠色產業即可。但並非如此。能源系統和社會上的一切事物緊密相關，一旦稍微改變，必會引發其他層面的變化。

這並不表示決策者該因為氣候政策過於複雜而絕望地投降。他們反而需要將目光放到主流經濟學上，和那些理解複雜系統的人接觸交流，就如同在疫情流行期間聽取流行病學家和醫生的意見一樣。

我們不需要放棄現有的氣候政策工具，儘管它一直是有缺陷的，但我們確實有擴展它的必要。系統科學是新冠疫情政策的核心理論，它也應該在氣候政策的制定中佔有一席之地。推動網絡影響力和打破對既有方法的依賴並非易事，但一些政府應對疫情的方式展現了社會網絡可以如何被控制和管理。

新冠疫情危機證明了透過網絡中的變化，其影響可以迅速擴大。持續延燒的疫情在短短幾週、幾個月內就帶來全球性的變化，無論好壞，而氣候政策通常是以幾十年為單位來制定。

面對氣候危機我們已經拖延了太久，而傳統的政策措施都未能遏制溫室氣體排放。從這次疫情中吸取教訓，我們終於能開始帶著必要的緊迫感，來應對正在發生的另一場重大全球危機。

（譯者：黃郁雯，責任編輯：張育軒）

© Project Syndicate

（原標題為《How the Pandemic Can Revolutionize Climate Policy》文章未經授權，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