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法庭今天（23日）針對死刑是否違憲展開世紀辯論，6位專家學者於法庭陳述意見時，反對廢死的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教授賴擁連、開南大學榮譽教授鄭善印及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員許家馨，以應報理論、受害者基本人權保障做為主要論述基調，堅持死刑合憲；贊成廢死的台大法律系教授謝煜偉、特聘教授顏厥安及中研院法律學研究員黃丞儀，則以國際人權公約、嚇阻效應失效等做為論述重點，主張死刑違反《憲法》精神。

37名待決死囚共提的死刑釋憲案，今早10點召開言詞辯論庭，12位大法官聽取釋憲聲請方的意旨，並參考6位專家、2位鑑定人及17位法庭之友的專業意見。反對廢死的學者賴擁連、鄭善印及許家馨，與贊成廢死的專家代表謝煜偉、顏厥安及黃丞儀等人，以交叉陳述方式表達意見，針對應報理論、犯罪嚇阻效應、國際人權公約及三權分立原則展開辯論。

首先發言的許家馨表示，死刑是兩種價值體系衝突，不適合交由憲法法庭宣判，死刑並不是根本違憲，應該保留相當空間給立法權選擇，死刑的存廢在兩種價值觀的衝突縫隙處，人性尊嚴跟殘酷刑罰的概念，主觀感受跟文化價值的衝突，沒辦法透過大法官解釋就得到跨越價值系統的結論。許舉例，如果有人雙手被綁，頭泡在水中掙扎斷氣，這樣的場景若發生在黑幫復仇，當然引人憤慨；如果是1810年的英國，大家可能會說太殘忍了；但若死者是納粹大屠殺的執行者，我們可能會說上帝憐憫他的靈魂，「死刑要看特定的時間跟現況，單純集中在其中一個要素，沒辦法定論刑罰是否過於殘酷。」

許家馨說，死刑是否違憲的標準，到底是針對死刑而來？還是所有刑罰都適用？釋憲案聲請人主張死刑的邊際嚇阻效果無法證明，那30年有期徒刑的邊際嚇阻效應就可以證明嗎？20年有期徒刑呢？這些刑責是不是都要被宣告違憲？許喊話，守護一部可以讓多數人民可以認同、擁抱的《憲法》，法律要有足夠的民意正當性，讓人民願意以生命來守護。

鄭善印表示，釋憲案聲請人堅信「人命不可剝奪」，但犯罪當事人也應該要自主、自律，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人性尊嚴並非固定、不可變的。鄭指出，從公平原則來看，如果死刑明定廢除之後，犯罪加害者的命被保住了，但受害者的冤屈卻無從申訴，雙方的生命價值就已經失衡了，「被告無辜、社會有罪」的論點，他完全無法接受。

鄭善印也說，死刑長期觀察之下的確沒有威嚇力，但竊盜罪20年來的平均人數也都是3萬5千人，假設處罰竊盜不能達成降低犯罪率目的，是不是也要將刑罰全部廢掉？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鄭指出，社會共通生活的準則是無法廢除的，刑罰威嚇是為了讓犯人害怕，「我要請教釋憲聲請人，你們是主張受到冤屈嗎？還是根本就是怕死？」如果死刑真的要變動，就要交由全民公投來決定，不該僅只有憲法法庭討論後就判決。

「憲法到底是所有人的正義？還是加害人的正義？」賴擁連於陳述時質問，過去15年大法官釋字中，只有釋字第681號解釋、釋字第799號解釋沒有違憲之外，其他全部違憲，更重要的是，釋字第796號解釋跟憲判字2號解釋，對於假釋後故意再犯的犯罪人，他自己都不給自己的機會，為何社會還要給這樣的機會？「司法天秤已經失衡，被害人的權利沒有被實現，加害者索要的權利卻愈來愈多。」

賴擁連表示，犯罪是加害者對被害者的侵犯，不是對國家的侵犯，你我都不是當事者，無從置喙加害者要不要判死，從1980年代以來，美國就踐行「刑罰梯」制度，給法官多元審判與量刑選擇。賴強調，11年來，社會廣義上不贊同廢死者多達8成，美國的死刑解釋也說到，死刑本來就是實體正義問題，不是程序正義問題，所以死刑並沒有違憲，存廢應該交由民意基礎的立法機關決定，大法官釋憲權應該遵守三權分立，有所節制。

「犯罪者必須予以相稱的刑罰，但生命權跟免於酷刑權都在《憲法》的保障下。」支持廢除死刑的黃丞儀指出，根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分析，禁止酷刑條款作為對政府的制衡，不需要仰賴立法者的美德，刑罰訂定是司法者要注意的地方，不是單純審查自由刑，不需要由立法者來干涉。黃表示，生命權跟免於酷刑的基本權利，都是《憲法》之下的原則，必須透過比例原則來審查。

黃丞儀說，死刑的目的到底是嚇阻效應還是應報理論？若要達到嚇阻效應的話，就要有非常確定的效果，如果沒辦法確立嚇阻的效果，那刑責訂定的比例原則就會有問題，應報理論也是，無法證明為何死刑是最嚴厲的處罰。黃強調，中華民國《憲法》在1947年通過，是為了保障人民可以行使基本權力，臺灣新民報過去就曾提出死刑廢止論，1936年擔任司法院長的居正也說過，刑罰的目的是為了感化，但死刑是以人殺人，還助長暴戾之氣的刑罰。

謝煜偉陳述時表示，死刑制度是否廢除跟死刑制度是否違憲，兩者是不同概念，不完全相關，他個人認為國家剝奪人命的權利並非當然違憲，但它是憲政體系下的特殊例外狀態，沒辦法透過刑法法理正當化。謝強調，剝奪特定對象生命，隔離排害的處分，在國家行使原則上已經抵觸《憲法》，死刑的目的建立在應報理論上，勉強能作為刑罰正當化基礎，但受害者家屬的安慰、嚇阻犯罪再度發生等等，都只能算是應報的附帶作用，沒有必然應以死刑作為刑罰手段的理由。

謝煜偉表示，死刑選擇是否執行、何時執行，雖非全然無標準可言，但還是有很大不確定性，槍決是殘酷的執行方法，收容也不是執行死刑刑罰的其中一環，任意剝奪受刑人的人身自由，刑法減輕責任能力部分應該被限縮。

顏厥安則指出，是否該廢除死刑、死刑是否違憲的重點只有一個，就是國家機關的權力界線問題，死刑是國家最高的生殺大權，是種政治權利的膨脹或限縮，不僅只是刑事政策，為了力求民主憲政重要原則的「整體均衡」，他認為死刑牴觸憲法，因為死刑是殘酷的不人道身體刑，牴觸生命權核心內涵。顏表示，刑罰論必須引入「分配正義」觀點，在個人責任之外也討論社會責任，社會要承擔起部分犯罪行為人的責任，這樣就不可能會有死刑，因為國家不得將任何人排除在社會之外。

顏厥安強調，國家機關應以審慎原則加上歷來實務的見解，訂定國家權力的上限，任何死刑宣告都是基於過度自信的認識與評價，才會做出這種無任何糾錯可能的判斷，國家不該過度授權給法官宣告死刑的權利，而是以無期徒刑作為法律規範上限，整體考量《憲法》各項原則，結合我國民主運動跟憲政實踐的價值積累，死刑應該被宣告違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