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21日，中英聯合聲明在北京簽署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來港開記者會，時任記者的劉慧卿提出一個火辣的問題：英國不只是把香港的土地交給中國，而且把500萬香港人交到一個共產政權手上，這在道義上是否說得過去？戴對這問題看來早有準備，她的回答是：「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的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你或許是唯一例外。」

不過，當時更有一個犀利的提問是英首相沒有準備的，那是在香港工作的美國記者Linda Jaivin 提的，她問：1979年香港總督麥理浩到北京，鄧小平是否告訴他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如果是，為什麼英國不把在訊息告訴香港人？戴卓爾夫人遲疑了一下說：我不知道鄧小平跟麥理浩談過些什麼。Linda後來對我說，她被這個無恥的回答唬住了，竟沒有追問：你不是應該知道的嗎？她說她恨自己當時沒有即刻追問。

Linda 的提問更重要而且涉及未知事實的本質。可惜大多數報導都沒有提及，但我記得。

到底麥理浩在1979年有沒有從鄧小平口中得知中共對香港前途的立場？據麥理浩後來接受媒體訪問時說，當時不是首先由他提出1997這問題的，鄧小平也只是重申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1997前會作出商討。據後來解密文件顯示，麥理浩提出，因為現在新界土地不能批出超過1997年的年期，因此是否可以在賣地契約上說：「若1997後的政治環境不變，契約會繼續有效」。鄧小平很敏感或早有準備地說，中國擁有主權，九七後香港仍然搞資本主義，請投資者放心。沒有直接講收回，但中國主導主權的含義很清楚。按約辦事的英國這個法治國家，唯一的選擇是與中國商談九七後的安排。

鄧小平或沒有明說，但英國政治人物應該意會到未來的可能變化。於是，那一年，最大的英資公司怡和洋行，已悄悄將部分資產移至其他地方；匯豐收購美國密蘭銀行，使之變成國際化銀行。英國開始醞釀新國籍法，將英籍人士分成兩類，第二類是在英國沒有居留權的「英國海外國民」（BNO），香港近300萬英籍人士即屬此類。1980年，香港開始提出政制改革，準備設立區議會。這些動作都不能不說與為九七作準備無關。

另一方面，據1997年時已經退休的新華社（即中聯辦）副秘書長黃文放在《九十年代》撰文透露，當年鄧小平為解決香港問題，成立五人小組，黃文放是成員之一。他說中共本來並沒有想過要收回香港，而是想繞過九七這個年限，延長英國對香港的管治，但英國逼北京表態，堅持要就九七問題談判。對中共來說，這是一個「痛苦的抉擇」，因為收回香港容易，但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則殊不容易，他承認，當時中共陣營內也有不少人反對收回香港。但在民族主義思維主導下，鄧小平也一言定音，大家只好在收回這大前提下絞盡腦汁。

1981年初，哲學教授勞思光發起組織「香港前景研究社」，邀我參加。參加者不多，還有胡菊人、董千里、陸鏗、孫述憲等。主要目的，就是想研究和提出些意見和建議，讓香港在97後可以維持某種形式的英國管治，包括主權換治權、仍然留在英聯邦等。我們都深知道，不管中國如何信誓旦旦的承諾，不管有怎樣完善的文本設計，在一個沒有法治自由傳統的國家統治下，都不可能守得住法治規則，香港的自由、人權會逐漸或快速淪落。

那幾年，我的主要精神，都放在香港前景問題上，編輯雜誌、寫文章，大都離不開這個話題。

戴卓爾夫人說，「絕大多數香港人欣然接受這份協議」，絕非事實。1982年5月底民調顯示，98%的人希望維持現狀，64%的人選擇中國擁有主權而繼續由英國管理，42%的人接受香港成為特區，37%的人希望香港獨立，26%的人接受香港歸還中國。1984年聯合聲明發表後，因不少人相信明文規定的法治傳統，這比例有一些改變，但仍然每年有以萬計的人離開，用腳投票以示不信任中國的承諾。

1980年至1986年，每年約2萬人移民，及至1987至1989年，移民人數升至3-4萬人。不過，許多人並非舉家移民，而是全家移民後，先生先回香港繼續賺錢，太太就帶着孩子留在國外，那時有個流行的名詞，把這叫做「太空人」。

那時一些小國也紛紛用「賣護照」的方式吸取香港人取得外國人身份作護身符。那時美國領事館簽證處主管告訴我，說有人持南太平洋小國東加王國的護照來拿美國簽證，但護照上寫明這人沒有居住在東加的權利，護照只允許他住在東加主島之外的一塊大石頭上。

這樣的護照香港人也要買，可見港人當時的恐慌程度。（失敗者回憶錄96）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