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春明在新加坡跟我說，如果我去台灣，不要驚動新聞界，他在機場就把我載走，離開台北，直趨中南部農村，那才是真正的台灣。

他的建議深合我意。我不太喜歡熱鬧，而喜歡田野、大自然和對民情的觀察。可是，曾經被台灣情治單位稱作「李匪怡」之人，第一次到台灣訪問，就這樣在機場溜走，未免予人以神秘之感。這有違我「透明人生」的原則。所以，第一次去，就讓新聞界「轟動」一下吧。

實際上，早幾年台北當局就託人邀請我去訪問。但我不想接受官方款待，怕影響報導的獨立性。台灣在解嚴後，獨立媒體和政治團體如雨後春筍，整個社會有很大改變。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台灣本省人李登輝以副總統地位接掌權力。2月底，我接到《新新聞》周刊邀請，3月12日去台灣為他們的周年慶作公開演講。我考慮後，覺得《新新聞》的獨立性及其在一年內建立的地位，都值得我為他們獻出「第一次」。經過第一次震盪，以後再去即使在機場被黃春明載走也是平常啦。

答覆後，《新新聞》社長周天瑞幫我辦簽證，但十多天簽證都辦不下來。我因為早已決定在3月底要到洛杉磯參加那裡香港學生舉辦的九七問題研討會，又要準備下期稿件，時間不夠，已經打算放棄去台灣了。到3月10日晚上10點，周天瑞獲通知簽證已批准，但次日似乎又遇到阻力。幾經努力，周天瑞終於取得了我的正式簽證，並聯絡了台灣駐港代表的中華旅行社，在下班前一分鐘出了一封容許登機的信件，我匆忙回家收拾行李，拿此信搭乘華航晚上7點班機，步出機艙，有華航地勤人員把簽證送到我手上，於是順利入境。步出海關，已見到周天瑞、為我們雜誌寫台灣評論的王杏慶（南方朔），和我們的駐台特派記者邱近思。

用這種方式入境，是生平唯一的一次。拖延和阻力何在？相信是情治單位「李匪怡」的資料還沒有來得及更新吧。翌日，台灣報章說「李怡的入境申請，一直到他臨上機前三個小時，才獲台北批准。……李怡以往被台北當成頭痛人物，此次獲准訪問，據稱反映解嚴後的開放趨勢。」

在台北四天，除了為《新新聞》一週年演講，還接受文化界的宴請、座談，特別是傳媒日以繼夜的訪問。這是我預料中事，只是想不到如此誇張。當地傳媒甚而稱之為「李怡旋風」。但我不是只有付出，也有不少收穫。認識了許多心儀已久的文化界名人，曾經被稱作「黨外」的政治人物，同他們交談本身就有樂趣和獲得新知。從各種聚會中，從記者採訪時的提問中，從演講後聽眾提出的各項問題中，都得到不少啟發，也增加了過去沒有想到過的認知。儘管黃春明說，台北不是真正的台灣，但卻是台灣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兩次晚宴，一次是《新新聞》邀約的，來賓都是文化界名人，我與另一位同被邀請的演講者龍應台作了簡短講話後，分別站起來講話的有作家王拓、楊青矗，學者張忠棟、呂亞力、王曉波，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還有從香港來的導演胡金銓。

第二天是企業家陳宏正設宴，站起來講話的有《新新聞》的江春男、作家柏楊和陳映真、民進黨主席姚嘉文、立委康寧祥等。

他們的講話都精彩。概括來說，有幾點內容是較突出的。一是對我這次能夠入境台灣，認為顯示台灣開放趨勢中的一項突破。他們中不少人在出國時都看過《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對我們雜誌在台灣戒嚴時期的報導和評論，予以較高評價。二是其中不少人坐過政治牢、受過政治迫害，他們感謝我們雜誌當年對他們的聲援，也期望我本人為仍未釋放的政治犯作出對當局的呼籲，特別提到與我略有關涉的「人民解放陣線」案的戴華光那時仍在獄中。（他在這一年稍後就獲假釋）。三是講了許多關於政黨、勞工、環保運動等內部話題，顯示台灣的解除戒嚴，使整個社會從控制中解放出來，趨於活躍。在台灣這個歷史轉變時期，他們的興奮，和表現出來的對「吾土吾民」的關懷，使我印象深刻。

過去在編輯雜誌過程中所看到台灣白色恐怖下的景象，現在親眼目睹整個社會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民主因素在不斷增長中，不免對我們雜誌曾經的努力感到欣喜。這些文化人如此熱情地歡迎我，給我送上溢美之詞，儘管我不想妄自菲薄，但真是愧不敢當。因為眼前這些人，才是一直從心裡腦裡手裡為這塊土地奮鬥的志士，而我不過是在英國殖民地的保護傘下，盡一個新聞人的本份而已。（上）（失敗者回憶錄119）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