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慶十分鐘就到濟南，再五分鐘就到青島了。」「從廣州轉兩個彎就到了大理」。

上面講的都是台北的街道名稱，是黃春明一路開車一路說的笑話。台北許多街道都用中國的城市為名稱，相信這是光復後或國民政府遷台後才作的改動。

離開台灣前一個晚上，我作了公開演講後，黃春明開車，載著江春男和我，在台北轉一圈。江春男筆名司馬文武，是戒嚴時期黨外雜誌的領軍人物。黃春明說我在台北幾天都只顧應付媒體和見各路訪客，還沒有看過台北，因此一定要在臨走前轉一圈。除了上面那個笑話，他還說在台北轉一圈，像中國各地都去過了。江春男說，台北就像「小中國」，要看真正台灣，必須離開台北，到中南部鄉下去。

不過，他們說的「小中國」，倒讓我聯想起毛澤東在1920年發表一系列反對「湘人治湘」，力主「湘人自治」的文章，他那時主張「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小中國」，呼籲成立「湖南共和國」，然後各省建設「二十七個國」，再組聯邦。台灣與中國同文同種，社會的人情世故也相似，至少比香港社會更像「小中國」。中國各省若與台灣一樣漸走向真正的民主，毛澤東當年主張未必不能實現。但顯然，自毛奪得全大陸的政權後，建設小中國的主張早就被拋到九霄雲外了，各省連維護本省利益的施政都被指為「地方主義」，所謂西藏自治區、新疆自治區，都有名無實。與台灣組聯邦，兩岸都沒有意願。與九七後的香港組聯邦也被否決。中國一直以「大一統」的願景去凝聚人民的向心力。中共國的人民也經幾十年洗腦，認為「統一」乃天經地義。聯邦？算了吧！

但1988年卻是兩岸可以建立良好關係的極好時機。那一年，趙紫陽接任黨總書記，提出擴大沿海改革開放，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意思是所有沿海省份，都開放給外商投資。我初訪台灣這四天，接觸到一些高層的決策官員，也獲知台灣最新的對大陸、香港政策，就是初步設想讓台灣商人在香港或「第三地」取得法人地位，再以這法人地位去大陸投資，參與趙紫陽的國際經濟大循環計劃。而投資大陸，是台灣過去被指為「資匪」不被允許的。

這是台灣在解嚴與開放民眾往大陸探親後，由於向民主體制邁進，產生的自信而導致的政策改變。可惜在一年後，中國大陸發生六四事件，兩岸的良性互動也擱置了。

我因為來得匆忙，連日來疲倦，臨時準備的演講沒有發揮得很好。受媒體密集報導的影響，聽眾不僅坐滿幾百人的大堂，甚而站立者擠到門口。聽眾的提問，直接接觸到過去禁忌的話題，使我驚訝，也反映了聽眾對台灣、大陸、香港政治發展的關心。問題比如「台灣應否獨立？」「台灣未來對大陸政策應朝哪個方向？」「九七後香港的轉變對台灣有何影響？」「你知道台灣有人為了你坐政治牢嗎？」

台灣似乎突然之間沒有人迴避過去認為尖銳敏感的問題了。有讀友在留言中說我的初訪正是在台灣第一道晨光出現的時刻。我那時也真的有這種感覺。台灣的改變不是從1987年解嚴正式開始嗎？為什麼是1988年？黃春明善畫畫，他那天隨手以台灣地圖的形狀畫了一個「台灣面」，而面相就是台灣人第一次當總統的李登輝。那時，李登輝不僅以副總統的地位接任了1月13日去世的蔣經國，而且在國民黨中常會上，也排除了據稱來自宋美齡的壓力，選出李登輝任代理主席。在國民黨仍然一黨獨大的情勢下，就是接掌了黨政的最高權力。台灣人普遍認為這是本省人擺脫自十七世紀以來都由外來政權統治的命運，開始台灣人自主了。

有一個關於1984年蔣經國選李登輝當副總統候選人的笑話：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推舉了蔣經國當總統候選人之後，就問蔣要選擇哪一人當副手，蔣經國正好便急，就說了一句「你等會」，然後起來如廁，他的濃重江浙口音，使在座眾委員聽作「李登輝」，於是蔣經國如廁回來問大家意見，就眾口一詞說提名李登輝也。

這笑話當然絕非事實，但說明那時候蔣經國的權傾一時，以及提名李登輝如何讓外界感意外了。

幾百年來首次由本地人執掌政權，使許多台灣人認為是第一道晨光。但那時正值香港面臨由殖民地將主權轉交給中國的前景，多數自認是中國人的香港人不感興奮反覺憂慮。歷史和無數近代的現實顯示，外來政權有時候因為自覺缺乏正當性，反而在施政上對強制手段有所抑制，到了本地人手上，有了自己人管自己人的正當性，嚐到權力滋味後，就對濫權和壓制反對派更無顧忌。以前上海、天津的租界都是中國最享有言論自由的地方，香港也是。許多非洲國家獨立後都帶來本地人的暴政。因此，有了「台灣面」恐怕還不是第一道晨光，還要有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制衡，否則晨光後也難保不會有陰霾甚至狂風暴雨。（初訪台灣下）（失敗者回憶錄120）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