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病毒來控制人民，就是用恐懼來控制人民

北京市民梁小軍律師在臉書上發文描述其日常生活：「現在，進入北京任何公共場所，都需要四十八小時核酸檢測證明。沒有核酸，寸步難行。孩子居家學習、上課，早已不再指望何時可以開學了，但每天還要在家長群裡接龍核酸檢測。早上七點檢測開始，妻子會在六點前下樓排隊，爭取排得靠前一點；我六點半叫醒孩子，帶他們下樓，早做早完，回家吃飯，群裡接龍匯報，打開電腦準備上課。核酸檢測悄然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個環節。」

梁小軍猛然發現：「我們都是在這一輪輪核酸檢測中，由適應而至馴服。我們不再去想核酸檢測在防疫中的必要性和科學性，只是每天機械地去排隊，張開嘴讓大白捅我們的嗓子眼，因為學校要求、單位要求、超市要求、公園要求……馴服很容易。當我們像那些核酸檢測機構一樣離不開核酸檢測的時候，我們就是被馴服、被體制化了；而那些機構則因利益在不斷強化這種馴服體制。」

病毒成了中共控制人民的最佳工具。梁小軍所說的「大白」，民間也稱為「白鬼子」、「白衛兵」、「白納粹」、「白衣衛」、「白無常」。過去，中共政權用國安、國保監控和迫害異議人士，一般人認為，只要不主動反共，假裝生活在太平盛世，政府不會來為難你，普通民眾確實很少有機會享受到被國安或國保請喝茶的待遇。如今，病毒蔓延，兩千萬人口的大城市，說封鎖就封鎖，出馬的不是國安或國保，而是冠以志願者之名的「大白」。

病毒肆虐兩年多以來，不僅沒有弱化共產黨的統治，反倒大大強化了其極權控制模式。習近平無法將自己打造成像毛澤東那樣具有卡裡斯瑪魅力的偉大領袖——毛澤東讓大多數民眾死心塌地地愛戴他，有紅衛兵將毛像章的別針別到胸膛的血肉裡；但是，習近平卻能讓民眾恐懼，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幫手——人們可以不怕習近平，卻害怕病毒及病毒代表的死神，過於怕死的人民是容易統治的。

習近平曾聲稱他喜歡讀《商君書》。整本都是文言寫成的《商君書》，這個小學生能否讀懂，值得疑問。但他至少學會了商鞅的「馭民五術」：一民（統一思想，文化管制）、弱民（國強民弱，民眾無反抗之力）、疲民（讓人肉體上忙得沒空作精神追求）、辱民（剝奪民眾的自尊，讓民眾甘願當奴隸）、貧民（讓民眾處於貧困狀態，最多滿足基本生存，人窮志短就不會想要自由了）。若干城市（包括表面上最西化的上海）數千萬被封鎖在家的居民就是如此。

上海人歡天喜地迎來解封，然後又有很多居民區重新遭到封鎖。被封鎖的人通常不會詛咒習近平和共產黨，只是自認倒楣；沒有被封鎖的地方的人們高呼幸運，只要還有比他們更慘的人，人們就能感覺良好。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將人馴化成豬的實驗室。在中國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比歐威爾在《動物莊園》或《一九八四》中的情節更離奇和誇張。這個實驗室是一個封閉的監獄，高墻上寫著「歲月靜好」——只要你安靜，就能活著；若你抱怨和反抗，獄卒就將你拎出來殺雞儆猴。人們學會了沉默是金，慢慢適應原以為無法忍受的一切。囚犯內部逐漸出現階層分化，牢頭獄霸產生了，靠幫助獄卒維持秩序而獲得特權。日復一日，人們從嫌棄碗裡的米有老鼠屎，到得到一口稀粥都要感恩戴德。獄卒允許乃至故意挑撥囚犯內鬥，這是消耗囚犯精力的最佳方式。幾年過去，這群人不再覺得沒有自由，當有被關進來的新人告訴他們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時，會異口同聲地反駁說：外面的世界也是一座座監獄，可能連一口稀粥都沒得喝，還是這裡好，千萬不要有逃跑的非分之想——誰有非分之想，大家一定合夥將他幹掉。

從「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到「習近平的志願行刑者」

美國學者戈德哈根寫過一本掀起軒然大波的著作《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他根據大量史料得出結論：由於德國人認為屠殺猶太人是正義的，所以他們經常積極主動地去消滅猶太人，有時是根據上級的命令處決猶太人，如果沒有上級的命令，他們也主動殺害猶太人。他舉出一零一刑警營屠殺猶太人的例子說明，這些人都是普通民眾，並非正規軍和員警，他們的正式工作同屠殺猶太人的行動沒有任何關係。並沒有人命令或強迫他們去殺猶太人。他們是在當時屠殺猶太人的大潮流中自己主動要求去殺猶太人的。他們想去屠殺猶太人的願望並沒有被認為是一種病態的反常的心態，他們甚至將殺人當做一種享樂。

美國學者科夫頓在《納粹醫生》一書中研究醫學屠殺與種族屠殺心理學，他指出：「納粹的醫生們被賦予奧斯維辛這個屠殺系統的許多責任：篩選受害者，讓這部身體和心理的殺人機器運轉，對集中營的屠殺功能和勞動功能進行平衡。雖然醫生們不管理奧斯維辛，但他們為它增添了一種墮落的醫學光環。」一位近距離看過這個過程的倖存者說：「奧斯維辛就像是一場醫學手術」，「從一開始到結束，屠殺都是由醫生來領導的。」這些醫生大多數都是普通的醫療從業者，此前從來沒有殺過一個人。但是，殘酷的真相是：人很容易被社會化得去殺人。「人適應環境的天賦，很好地發揮過作為物種的作用，如今這種本能也可以使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適應業已出現的種族滅絕制度，適應盛行的種族滅絕心態。」

美國學者阿倫在《納粹掌權：一個德國小鎮的經歷》一書中，通過對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居民的長期跟蹤採訪，揭示了納粹在地方層面運作的祕密。他發現：「城鎮中的社會凝聚力存在於俱樂部生活中，在納粹統治早期，這就被破壞了。隨著社會組織的逝去以及恐怖體系的現實，小鎮居民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了。中產階級是這樣，甚至工人也是這樣，因為通過對社會民主黨和工會的破壞，由大俱樂部所創建起來的全部複雜的社交聯絡都受到了影響。通過將小鎮民眾分解為互不聯繫的分子，納粹可以讓由此形成的大眾去往任何他們希望的方向。」納粹精通群眾心理學：「小鎮上的納粹分子好像精準地知道該說什麼，什麼時候說，知道做什麼，怎麼做，以便贏得大部分鎮民的選票。他們針對一次又一次的選舉，精心策劃了講座集會、盛裝遊行、舞會、軍事演習……他們會根據每一次活動的反饋仔細地總結經驗，修改下一場活動的安排。一切，都是為了掌權。」納粹將選舉變成一種「分期政變」，用選舉的方式終結了選舉、終結了民主、終結了自由。

這三本研究納粹的著作，也可以拿來當做觀照今日「白衛兵」橫行的中國。當年，毛澤東寫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今天，比毛澤東更狡詐的習近平不會寫《上海封城考察報告》。但兩人的統治秘訣極其相似：毛澤東利用農村痞子以及後來的紅衛兵破壞傳統社會的秩序、倫理與道德標準，習近平則利用城市的邊緣人和失敗者作為「白衛兵」——有一位上海的臉書朋友貼文指出，他所在的社區的一名「大白」，原來是一個左鄰右舍都討厭渣男，沒有人願意跟他搭腔，但他一旦穿上白色防護服之後，立即像是念了咒語之後神功附體的義和團拳匪，趾高氣揚、飛揚跋扈，對老人、女士和孩子都吆三喝四，宛如奴隸主對待奴隸。這就是習近平想要的效果——他親眼目睹貴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父親遭到原本不名一文、手上拿著紅寶書作為尚方寶劍的紅衛兵的毆打。他不同情父親的落魄，反倒從紅衛兵身上找到權力的魔戒，他要用這種魔戒鞏固自己的統治。於是，病毒成了他最好的藉口，「白衛兵」成了他最好的工具。他不必像鄧小平那樣命令軍隊開坦克上街，他只用一揮手讓「白衛兵」像僵屍一樣橫行。

漢娜·鄂蘭指出：「恐怖手段的效力總是完全依賴於社會原子化的程度。在恐怖力量完全釋放之前，所有有組織的對抗都必須消失。」在讓民眾自願為奴的意義上，習近平比毛澤東之後歷屆黨魁都做得更為成功。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