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由與仇恨言論的拔河

12月初，美國紐約州眾議員埃莉斯·斯特凡尼克在一場聽證會中問了三所頂尖大學的校長——哈佛大學的克勞丁·蓋伊、麻省理工學院的莎莉·科恩布魯斯和賓州大學的伊麗莎白·馬吉爾同樣一個問題：「鼓吹對猶太人進行種族滅絕是否違反了你們大學的行為準則？」他們三人都給了幾乎一樣的答案：「這個問題的答案與情境（context）有關，如果這樣的鼓吹是針對特定個人，或者已變成行動，則答案為是。」他們這個純法條式的回答掀起軒然大波，從學校師生、校友、金主到國會與白宮，一片譁然，負評譴責之聲如潮水四面湧至。

學理上，這個回答完全合乎美國憲法精神，也站穩了捍衛大學校園言論自由的立場。但因10月7日以哈戰爭以來，美國大學校園擁以色列與擁巴勒斯坦兩派師生僵持不下、齟齬日深，擁以色列派覺得這樣的回答顯示這三所大學對校園內猶太裔師生的保護不夠盡心盡力。事件後各校校董會的回應反映了這幾個大學的真正本色與立校精神。麻省理工學院的校董會於聽證會隔天就嚴正表達對他們校長百分之百的支持，顯示該校本於事理、不受外界勢力影響的學校風格。哈佛大學的校董會則等了幾天，只有在三分之一以上教授發信提醒維護學術自由的重要性後，才發出支持校長的聲明。賓州大學的校董會在幾個金主以取消捐款的威脅下，密謀試圖要求馬吉爾校長的辭呈，結果馬吉爾先行掛冠而去，勉強保全了賓大的顏面。

其實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在這三所大學中，只有麻省理工學院在大學招生時完全不管申請者是否是校友或金主的子女，自然在評斷校長行為是否合宜時，絕不可能受事實道理以外的因素干擾。哈佛大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學，校產高達500億美元，所以比較有本錢堅持初心、不理會金主的威脅。賓州大學的校產只有210億美元，所以抵抗金主壓力的底氣可能比較不足。

雖然這三所大學捍衛校園言論自由似乎義正詞嚴、不遺餘力，實際上他們許多時候標準不一，彷彿只選擇性地捍衛他們所認同的言論的自由，而非所有言論的自由。譬如說，2020年，哈佛撤銷了保守派學生運動份子凱爾·卡舒夫的大學錄取資格，只因為他16歲時在社群媒體上發表、而且已經公開道歉過的言論；賓州大學正考慮剝奪艾米·瓦克斯的終身教職或將她解僱，因為她邀請了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來校講課，並公開宣稱黑人的平均智商低於其他人種；2021年麻省理工學院邀請芝加哥大學的地球科學教授多里安·阿博特給一個專業領域演講，但隨即撤銷邀請，只因為有些師生認為讓反對平權措施的阿博特到校演講可能會傷害校內平權運動。

然而，為什麼大部分的美國大學都認為應該給擁巴勒斯坦派多一點的發聲空間與言論自由呢？

猶太裔師生之所以覺得身體安全受到威脅，是因爲擁巴勒斯坦派在抗議遊行時高喊「intifada revolution」。Intifada在以巴衝突的歷史指的是巴勒斯坦人為了反抗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的高壓軍事統治，所發動的暴力抗爭和起義行動，性質就像在19世紀末日本初期佔領台灣時，台灣人所發動的武裝抗日運動如北埔事件和西來庵事件等。在這些武力衝突中，雙方都有平民傷亡， 但最終大都以被佔領者大量犧牲不得不屈服為收場。

在公共空間宣揚intifada就像高喊「驅除韃虜、反日復清」一樣，主要目的在宣傳理念、激勵士氣，而非威脅傷害特定日本人，更談不上意圖對日本人作種族清洗。更何況，通常只有強勢方才能清洗弱勢方的種族，而在以巴衝突中，以色列為強勢方，所以擁以色列派硬把intifada 誇大成種族清洗實在是過度衍伸了。

爲了阻撓巴勒斯坦建國，以色列運用各式各樣的手段壓低國際對巴勒斯坦人的支持。首先，每當以色列欺凌巴勒斯坦的情事發生且國際開始有批評討論的聲音時，以色列就會試圖將這類行為連結等同於反猶太主義，以減緩輿論發酵速度、降低批評的後座力。其次，假如國際上就某巴勒斯坦事件歸責於以色列的共識成形，乃至聯合國安理會有譴責以色列的具體提案，以色列幾乎都可依賴美國行使否決權將其淹滅。最近幾年，以色列更是有計畫地與周遭阿拉伯國家建立正常化外交關係，以逐步削弱他們對巴勒斯坦建國的支持力道。最後，以色列政府刻意扶植哈瑪斯成為能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分庭抗禮的政治勢力，結果是巴勒斯坦人無法形成團結統一的力量與以色列在建國議題上全力週旋。

美國大學刻意給同情巴勒斯坦的言論多一點空間，就是希望國際能持續關心、協助與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國的議題而不被汙名化為反猶主義者。否則，在以色列重重縝密的拒止阻擋手段下，巴勒斯坦人幾乎毫無機會，必將落入「無垠的絕望」中，而這種萬念俱灰的氛圍正是10月7日哈瑪斯恐攻的濫觴。

※作者為清華大學合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