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8日，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舉行了一場「當香港研究走向全球」研討會，這場盛會共有來自全球的75篇論文發表，309位參與者報名。眾所皆知，香港研究獲得全球與台灣的諸多關注，原因在於其加劇的反威權民主抗爭，2014年的雨傘革命與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都是國際關注的頭條大新聞。同時也由於政權的打壓，批判性的或是碰觸政治議題的研究已經很難在香港本土立足。陳健民教授在先前的文章提到，基於種種優勢，台灣有機會成為「香港研究的前哨」。順著這樣的倡議，這一篇文章意圖盤點台灣既有的香港研究成果，指出未來幾項的發展利基。

梁啟智博士指出，台灣已經累積了相當的香港研究能量。近來每年有四、五十篇關於香港的博士與碩士論文之產出，其中不少是來自於香港的留學生。不過，學位論文沒有通過正式的同儕審查，其能見度較低，不容易發揮影響力。相對於此，本文的焦點放在學術期刊論文，收集範圍根據國科會人社中心在2023年度所公佈的社會科學類核心期刊，涉及學門包括人類學與族群研究、社會學及社福社工、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區域研究與地理、綜合類。總計共有60份學術期刊（包括其改名或改組之前的刊物）列入搜尋對象，其中本研究只分析與香港有關的研究論文與研究紀要，但不包括書評、非學術性論文、未經審查之其他類型文章。所設定的觀察期間是1980-2022年間，根據上述篩選標準，三十三年期間總共有217篇關於香港的期刊論文（其中含21篇英文論文）。

台灣傳統的學術研究主要是以中文為媒介，這個世紀以來才開始強調國際化與英語發表。為了提升國內的期刊論文品質，國科會自從1995年開始推動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鑑，眾所熟悉的TSSCI/TCHI分級是始於1999年。近三十年來，儘管其評比與收錄的辦法多次變更，但是至今已經成為國內學界所公認的標準，也吸引台灣以外的繁體中文期刊的參與，例如香港中文大學與浸會大學研究機構所共同發行的《傳播與社會學刊》。因此，以這些被認證的學術期刊為考察對象，我們較能掌握台灣的學術研究社群如何看待香港。

重大事件驅動的注意力週期

傳播研究者很早就發現人們的關注是呈現週期性的變化，而不是永遠停留在某個議題，同樣的情況也反映在學術社群，研究者的關注受到關鍵性事件所驅動。將217篇期刊論文平均分配到三十三年期間，年平均有6.6篇文章的產出。如果將每年超過10篇為標準，可以發現1986年（10篇）、2016年（10篇）、2022年（11篇）是三大高峰，明顯受當時的香港重大爭議所驅動的，分別是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2014年的雨傘革命、2019年反送中運動。在這三個高峰年份，所有香港相關的論文占比分別是30%、60%、82%。密集的學術論文產出之高峰往往是落後於重大事件之後，其中可能會有2-3年的時間差。這項結果也應不令人意外，畢竟學術知識的生產不可能立即反映時局變化，研究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同儕審查的程序等都需要時間投入。

中英聯合聲明

在1980-1983年，僅有7篇與香港有關之論文，內容關於民俗、傳播、經濟與產業。在1984年，英國與中國達成協議，確定13年後香港主權移交，「九七大限」的香港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此後，香港論文篇數大幅增加，1984-1997年共有81篇香港論文，其中高達59篇與主權移交有關，又以探究香港政治制度為多，主題包括政黨政治、立法局選舉、美國香港政策法、新機場爭議、中共駐軍等。香港是否能維持其經濟繁榮也是另一個關注的焦點，涉及議題包括匯豐銀行遷冊、中資企業、日資動向與廣東省經濟互賴等。

在這些關注香港前途的文章中，有兩篇特別關注其對於台灣的影響。其中，「從中華民國看香港問題」(1986)整理自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邵玉銘(後來擔任新聞局長與國民黨副秘書長)的演講。國關中心過往具有濃厚的黨國色彩，早期的資金直接來自國家安全局，長期扮演政府的智囊角色，也是國民黨培育人才的搖籃。邵玉銘的文章指出，中共所承諾的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必然不可能成功，「其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將香港這塊自由土地逐漸改變成為共黨統治地區，以免威脅中共未來長遠生存」。一旦主權移交之後，他預測中共「難以應付，終將加速其政權之崩潰」，香港將會成為「中華民國以自由民主統一中國之契機」。「九七後香港對台灣的可能影響」(1995)的作者則是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趙永茂(後來擔任台大副校長)，這篇文章採取務實的立場，多方面評估其對於台灣政治與經濟各層面的衝擊。趙永茂提議應強化台港各方面合作關係，使其成為「三角關係(按：即台/中/港)中的弱勢兩角結盟情勢」，換言之，這即是某種「以港制中」的構想。趙永茂文也提到台灣獨立的主張已經在國內政壇立足，但是儘管如此，他斷言「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對台灣已經無吸引力」。

雨傘運動

雨傘運動在2014年爆發，超過兩個多月的街頭抗爭，目的是為了爭取真正的特首選舉，最終並沒有達成所追求的民主化目標。然而，雨傘運動採取了激進的公民不服從（港譯：公民抗命）之策略，承繼了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等全球青年抗爭風潮，也使得香港人運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國際關切。

在台灣的中文期刊論文，有7篇以雨傘運動為題的文章，主要是採取抗爭動員的視野，探討其媒體角色、策略創新與選舉參與。值得注意的是，雨傘運動促成台灣的學術社群以期刊專號的形態，共同探討香港議題，《中國大陸研究》第60卷第1期(2017)刊載了4篇相關的研究論文。此外，由於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在同一年登場，學生佔領立法院的行動也相當程度啟發了香港人，在共同面臨「中國因素」的威脅下，「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成為朗朗上口的口號。《傳播研究與實踐》第6卷第1期(2016)的「太陽花與占中運動的媒介與運動」專刊，以及《文化研究》第23期(2016)的封面主題即是「318事件後的思想介入」與「香港（後）殖民主義的新面貌及文化危機」。雖然，台港比較研究是早於雨傘運動（見下文），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受到雨傘運動所激發的一系列期刊論文出版，正式將台港比較研究推上了研究議程。

反送中運動

為了反對逃犯條例修正，使得被指控的香港嫌犯移送至中國大陸法庭，2019年中爆發了反送中運動，延燒了長達半年之久。COVID-19與2020年港版國安法的頒佈壓制了香港人的抗爭怒潮，表面上平靜的秩序獲得恢復，但是反抗力量促成了海外離散社群的運動，以及各種被特意掩蔽的本土行動。在2020-2022年期間，總計有15篇與反送中運動、國安法或一國兩制相關的期刊論文出版。很明顯，台灣學界關切從反送中到國安法的變局，甚至遠超過雨傘運動所帶來的震撼。

《中國大陸研究》季刊第64卷第2期(2021)的專號主題是「回歸後中港關係的變遷」，其刊登的3篇研究論文都來自於前一年國關中心所舉行的工作坊。在2022年，《中研院法學期刊》則是以「香港法治之變局：回顧、研析與展望」專號之形式，出版了7篇研究論文。其中也有論文是採取台灣視角來解讀香港的局勢，例如「香港民主運動的困境：一種『國家性』觀點的解釋」(2022)指出，香港缺乏完整的主權，阻礙其民主運動的成果；「反送中運動在台灣：抗爭性集會的分析」則是關注台灣學生、NGO、政黨、教會所發起的聲援行動。

國家利益與學術人脈：不平均的學門分佈

扣除非學術領域的作者，而且只考慮共著作品中的第一作者，政治學門的作者最多，共有87人次(40.7%)，其他依序為傳播學(含新聞學)31人次(14.5%)、人類學(含文化研究)22人次(9.8%)、法學15人次(7.0%)、社會學12人次(含社會工作)(5.6%)。按照國科會現行的學門分類，區域研究與地理、教育學、心理學、財金與會計、管理學之學者則是較少投入香港研究。

政治學作者佔大宗，這反映了台灣學術界長期以來是以「匪情研究」/「兩岸關係」的框架來理解香港，因此九七過渡與一國兩制成為關心的焦點。因此，兩份由政大國關中心所經營的學術期刊《中國大陸研究》與《問題與研究》成為了香港研究的主要出版管道，分別刊登了58篇與26篇。

相對於此，台灣傳播學界對於香港的關注則是來自於密集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前面提到，香港的《傳播與社會學刊》長期參與了國科會人社中心的期刊評比。台灣的《新聞學研究》、《傳播研究與實踐》、《台灣傳播學刊》(前身為《中華傳播學刊》分別刊登了24篇、5篇、3篇的研究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是以香港本土的問題意識出發，例如「香港影片的分級」(1982)、「香港華字日報創刊」(1990)、「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海外業務策略」(1998)、「香港御宅族網際網路使用」(2012)等。這些作品大部分是來自任職於香港教學機構的學者，而他們之所以願意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台灣的刊物，一部分原因可能是香港研究風氣不鼓勵中文媒介的學術出版品，因此，相關的研究成果最終找了台灣的出版歸宿。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台灣傳播學門期刊編委會長期有香港學者的參與，例如目前的《新聞學研究》有香港大學的學者參與(傅景華)，《台灣傳播學刊》則納入中文大學的學者(李立峯)，或許因為這個原因，香港學者更願意讓自己的作品在台灣審查與刊登。

同樣的學術人脈之重疊，或多或少解釋了《文化研究》、《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分別刊行了8篇與7篇的香港研究作品。《思與言》(第55卷第2期)在2017年刊行了由中文大學陳煒舜客座主編的「文化記憶中的香港」專刊，收錄了4篇從古蹟、媒體、教育與法律角度探討香港人認同的研究論文。總計，在217篇期刊論文中，有68篇的第一作者是來自任職於香港的研究者，這顯示台灣已經成為了香港學者重要的出版平台。

總之，無論是基於國家利益的政治學國際關係研究，亦或是基於共同的中文學術生產人際網絡，台灣已經累積了豐厚的香港研究基礎。隨著香港深陷國安法的陰影籠罩，學術自由已經不復存在，不少學者選擇出走，也有些人選定了落腳台灣。或許，這樣的時代變局是有助於加速台灣成為香港研究的前哨站，吸引更多的香港相關作品的發表。

台港比較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台灣與南韓經常是成對比較(paired comparison)的絕佳選擇，兩國相似的日治殖民、冷戰反共主義、外銷導向的工業化、經濟成長後的民主化等歷史過程，提供許多可以參照的線索。

相對於此，香港的城市國家尺度、英式的殖民統治、高舉「積極不干預主義」的自由放任政策等特徵，似乎使其很難成為台灣的「參考社會」(reference society)。不過，情況並不是如此。「亞洲四小龍」的論述在八○年代初期登場，當時也出現了3篇綜合比較經濟發展的論文，包括「世界分工、政府和經濟發展：南韓、中華民國、香港和新加坡之研究」(1982)、「農業剩餘的徵收與外貿導向工業化：南韓、中華民國、香港、新加坡之比較研究」(1984)、「四個華人社會之現代化：臺灣、大陸、香港、新加坡之比較」(1986)。也有些作品跳脫了四小龍的問題設定，而且不以國家/區域為比較尺度，將台灣、香港與其他個案納入綜合比較。舉例而言，「婚姻市場對擇偶偏好的影響」(2009)比較了台韓港的個案、「亞洲城市房價基值與泡沫」(2014)探討了東亞6個城市的發展。

在217篇論文中，仍有13篇的研究設計採取了台港比較，而且研究主題十分廣泛，包括犯罪新聞(1993)、工業資本發展(1995)、電影中的性暴力(1998)、環境影響評估(2000)、社工專業(2004)、公部門人力彈性化(2007)、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從對照中重讀香港與台灣的民主經驗(2007)、司法協助(2009)、集合住宅管理(2014)、家庭的政治經濟學(2016)等。這些豐富而多元的議題顯示，香港與台灣仍有許多相互借鏡的經驗，值得不同學門的社會科學家一同開發。

最後，眾所皆知，「一國兩制」的提議最初是針對台灣，只是因為香港前途的問題提前登上議程，結果成為香港回歸中國的政治承諾，以及移交之後所實行的制度。台灣人對於政治前途與兩岸關係有分歧的看法，但是願意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只限於少數的極端民意。也因此，儘管這些作者藍綠與統獨立場各異，但是217篇研究論文中，並沒有出現以一國兩制的框架來比較台灣與香港。

進一步而言，中國政府很早就將香港視為垂範台灣的一國兩制展示區，各種「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的統戰策略早在英治時期就在香港佈局。晚近以來，吳介民等學者關切中國銳實力如何在香港、台灣與他印太地區投射，其中有若干影響力機制很可能有相似之處。李靜君也指出，中國透過經濟治術(economic statecraft)、恩庇待從主義(patron clientelism)、象徵支配(symbolic domination)在香港所進行的「內部殖民」，也有可能施用於台灣或其他地區。

中國威權擴張與輸出，或許是當代民主體制所面臨最嚴峻的討論，就這個議題而言，台灣與香港的比較研究仍然有許多值得拓展的空間。

※ 何明修為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著有《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社會運動與台灣社會》等專書。作者感謝馮靖琇女士的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