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政治版圖：持續往右推進

2024年06月進行的歐洲議會選舉證明瞭國際民粹主義研究中第一把交椅，穆德（Cas Mudde）教授於2019年所出版《當下的極右派》（The Far Right Today）的論斷：極右翼已成功成為政治主流。此次歐洲議會選舉是2019年後的首次選舉，歐洲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俄烏戰爭及其所帶來的能源價格上漲，國際地緣政治出現大面積變動，歐洲國家的民意也出現了更往右轉的變化。極右派—民粹主義政治力量在這次歐洲議會選舉中大有斬獲，雖說中右翼的人民黨團仍以些微多數過半，可望繼續取得執政權，但極右派民粹主義政黨在法國、德國與義大利得票率大幅提高，但是在芬蘭、瑞典與丹麥等北歐國家卻未能有所進展。同時，環保力量與中左派政黨遭受的打擊。總體而言，環保主義者像是綠黨可說是最大的輸家。歐洲各地農民對新氣候法帶來的負擔感到憤怒，發起了一系列抗議，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他們獲勝的機會。此外，包括法國總統馬克洪（Emmanuel Macron）所屬的自由黨派也是本次選舉中另一個最大的輸家。

雖然看似集體性往右推進，但歐洲各國的極右派民粹主義者並不像社民黨/工黨，綠黨等傳統政黨具有共通性的目標與綱領，缺乏政策與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是當前歐洲各國及右派民粹主義政黨特點，如果說真的要有共同點，繼續懷疑歐洲統合的意義，反移民、反對綠色政治，再加上一些反性別平權可說是極右派政黨的最大公約數。換言之，極端右派民粹主義者反對1960年代以來的新左派進步運動所速求的目標：性別平權、生態正義與多元文化論，但是他們要的是什麼可能並不是這麼明確，傳統主義、重振國族主義與國族國家應該是最大公約數。然而，歐洲極右派民粹主義政黨確實是有可能挟著聲勢往各國的執政權邁進，如同當前的義大利總理梅洛妮（Giorgia Meloni），或是已經在匈牙利執政超過十年的奧班（Viktor Orbán）。他們都是該國的極右派民粹主義者，但前者在政治傾向上較親美，對中國與俄羅斯也沒那麼友善，項是她一上任一年內即正式通知中國政府退出一帶一路倡議。而奧班就是徹頭徹尾的反美、親北京與莫斯科。

中國的憂慮

面對歐洲越來越往右走的新情勢，中國學者鄭永年反映了他的不安。他認為，從經濟上來看，「極右派會更反全球化，更反移民，這一點是很清楚的。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全球化密不可分。」從地緣政治上來看，「不要忘記法西斯主義在國際上存在過國際聯盟。歐洲的極右派加上美國的極右派（按：指川普），將可能引發空前的反華意識形態，他們的結合可能會使中國陷入越來越不利的國際局勢中。」從習近平的話語也可發現中國較偏好當前的建制派執政，因為他們是全球化秩序的維護者。在今年04月中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訪中時習近平是這麼說的：「中德兩國都是以實業立國，都支持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雙方要警惕保護主義抬頭，堅持以市場眼光和全球視野，從經濟規律出發，客觀、辯證看待產能問題，多探討合作。」習近平於05月與法國總統馬克洪會談時表示「雙方將促進雙邊貿易向上平衡，擴大農食、金融等領域合作，推進航空航天、民用核能等領域聯合研發和創新，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拓展綠色能源、智能製造、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第三方市場等新興領域合作。」

中國的憂慮不能說有錯，他反應了自身的需求，但同時也在很大程度忽略了，歐洲極右派民粹主義的復甦與其說是跨國現象，不如說反映了各國自己的、本土的問題更甚於對國際事務層面的關注。歐洲極右派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議會與中國相關的決議案出現反應不一的狀況是常常發生的。像是在中國在新疆自治區對維吾爾族強迫勞動與狀況的譴責案（2020/2913(RSP))中，在歐洲議會「認同與民主」黨團（即極右翼民粹主義者的黨團）中，捷克與荷蘭的議員投下了反對票，但意大利、芬蘭、比利時與奧地利的議員投下了同意票；在中國對歐洲基礎建設影響歐洲與國防與安全（2023/2072(INI)的決議案中，比利時、法國、丹麥、德國、意大利與愛沙尼亞的議員投下了同意票，奧地利、德國與捷克的部分議員棄權。在法國投下反對票的正是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RN）黨魁巴德拉（Jordan Bardella），然而，在另一個對支持香港維持高度自治的決議案（2020/2665(RSP)）中，巴德拉則是投棄權票，他同時也是法國此次國民議會改選中受到矚目的總理人選。

在歐洲的新右派民粹主義其根源可以回溯到1940年代前的法西斯主義的，與在東方，掛著「共產黨」招牌實則為新法西斯主義政權的中共關係緊張，根源在於中國在歐洲的擴張與當前歐洲極右派民粹主義主流：捍衛國族國家的精神邊界格格不入，且中共代表著與各國建制派共謀的全球化的力量，而極右派民粹主義者在各國對抗的對象也正是建制派。另一方面，也因為歐洲極右派民粹主義者與中共分享著反自由主義多元民主、崇尚威權主義政治的意識形態，使得部分的歐洲極右派民粹主義者與中共保持者相當友好的關係，像是德國的另類選擇黨（AfD）與捷克的「自由與直接民主黨」（Svoboda a přímá demokracie , SPD），但另一方面，像是意大利總理梅洛妮所屬的政黨「意大利兄弟」（Fratelli d’Italia）則較具有大西洋主義精神，表現得較為親美，對中國威脅有相當程度的關注與批判，同時，對台灣也相對較為友善。

台灣的機會之窗

同樣的分歧也表現在台灣問題上。「身份與民主」黨團固然都同意「一個中國」政策，但是在2022年Pelosi訪問台灣後，法國的議員與中共一鼻子出氣，譴責Pelosi是煽動者、要為區域緊張負責。但是身份與民主黨團主席，義大利籍的議員詹尼（Marco Zanni）則是挺台，直指中國對台灣的「擴張性目標」可能導致「軍事升級」，並指出台灣是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分享歐洲價值觀」。詹尼過去也曾經力挺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譴責中國對台灣的打壓。

誠如張忠謀所說，全球化已死，國家安全的考量已經超越了根據比較利益發展的經濟學邏輯。21世紀第三個十年的歐洲政治主旋律，極有可能回到1950年代前的保守化，不僅如此，當前歐陸兩大國領導人，法國的馬克洪與德國的蕭茲的領導力因為所屬黨派在歐洲議會選舉的大挫敗而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一但法國的右派與極右派民粹主義者贏得這一次的國民議會改選，這一股「向右再推進」的風潮將得到極大的推進力。

能夠平衡這股風潮的將會是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與梅洛尼結盟下的歐盟體制。如果馮德萊恩能夠開始她的歐盟執委會主席第二個任期--現在看起來機會頗大--在未來的五年中，可以預見，她將續強化歐盟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不光是出於中國因素，同時，也必須想定2024年如果川普再度上台，歐盟可能又將單獨地面對俄羅斯兵臨城下的可能性。而這五年極有可能是台灣與歐盟發展積極關係的機遇期，除了共享的民主價值外，台灣的晶片將充實歐洲民主世界的軍火庫，繼續發揮關鍵性的外交角色，因為一但由像是勒龐女士（Marian Le Pen）這一類親北京與俄羅斯的極右派民粹主義者執掌歐盟的權柄，台灣在歐盟的機會之窗被關閉的可能性大增。

改變的風又再此吹起，台北方面亦應未雨綢繆，及早擘畫對歐洲新政治版圖的戰略因應之道。

※作者為政治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