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上海防疫採取「清零/封控」的嚴厲政策，其所產生的次生性災難已經不再重要。「清零」是否造成經濟下滑、失業上升、產業斷鏈、外資撤離，以及人民「人道底線」的抗議，也已不再重要。既然中央堅決「清零｣，宣稱「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上海民眾只能同甘共苦，不服也得服，否則豈不成了「反黨份子」。既然「清零」是黨的命令，那麼對於「清零」是否符合科學防疫的原則，也無須再討論。

中國的防疫已不再是能否消滅最後一隻病毒，而是一場敵我矛盾的政治運動，重點在於執行「清零」的政策與權力能否貫徹到底！所謂「堅持就是勝利」，「清零」不在於是否有效，而在於是否貫徹，在於共產黨的政治正確。簡單地說，手段已經取代目的！即使這個目的根本遙不可及。

17世紀的「空間隔離」，一如今日中國的「封城」

14世紀中期，一場「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席捲歐洲，到了17世紀英語世界開始以「黑死病」(Black Death)來標記這場人類歷史最嚴重、造成全世界7500萬－2億人死亡的流行病。17世紀末，為了控制疫情，法國政府頒布了一道嚴格命令(一如今日中共「堅決動態清零」)，對受到瘟疫侵襲的城市，實行嚴格的「空間隔離」，用當前的中國語言來說就叫「封城」。

當時的法國，遭到封閉的城市嚴禁居民外出或出城(一如上海限制「時空伴隨」)，所有正常活動一律禁止(一如今日上海的「足不出戶」和「限聚令」)。封閉的城市依據「發病程度」分成若干區域(一如今日上海採取「差異化防控」，將全市區分為為「封控區」、「管控區」及「防範區」)，每個區域設立區長和志工負責隔離工作(一如上海俗稱的「大白」或「白衛兵」)，而且還成立了一支民兵組織進行防疫管理(一如今日上海的「防疫警察」)。

全景監視：隱形權力的建構

除了控制疫情之外，為了「低本高效」的進行囚犯管理，18世紀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設計了一種新型的監獄建築，叫做「全景監獄」(panopticon)，以便於對囚犯進行「全景監視」(panopticonistic surveillance)。

「全景監獄」是一個由圓形大廳組成的環場建築(類似於「大巨蛋」)。圓場中央設有直立的監視塔，監視塔的樓層與囚室的層數相當。監視塔駐有警衛，允許一個警衛監視所有的囚犯，但囚犯卻看不見警衛；囚室的一端面向外界以便採光，另一端面向中央那座監視的高塔，囚室以牆壁區隔，囚犯之間禁止交談或接觸。這是一種通過空間隔絕、長期監視和囚犯絕對的孤立化，達到對囚犯身體與精神雙重管理的體制。對此，邊沁說道：「這是一種新的監視形式，具有前所未見的強大力量」。

在監獄中，警衛會隨時進入囚室進行突擊檢查(一如今日上海的「入室消殺」)，對於態度可疑或行動詭異的囚犯會進行「預防性調查」(一如中國防疫工作上的「四早」－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和早治療)。儘管囚犯不知自己何時受到監視，但卻知道自己時時刻刻受到監視，這就是一種法國哲學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說的「隱形權力」(invisible power)，於是囚犯就會進行一種「自我規訓」，也就是強迫自己規範自己的行為(一如上海居民每天自動下樓接受核酸檢測)，以符合監視者的要求與命令。

上海：中國巨型的「全景監獄」

今日的上海，就像一個「全景監獄」，中央監視塔就如「黨中央」，小區的樓層就像一間一間時時刻刻受到監視的囚室，佈滿街頭的攝像頭就像一隻隻「權力的眼睛」，緊盯著不服防疫命令的居民。在全景監獄中，囚犯沒有姓名，只有「編號」，每個編號都記錄了囚犯的紀律表現，以作為矯正和懲罰的依據，一如上海居民必須攜帶可以電子定位和追蹤的「健康碼」，記錄了每個人是否服從黨中央的命令。換言之，作為一個擁有2500萬人口的超級城市，上海已成為「黨國巨靈」下一個全景監視的權力劇場，一個國家權力全面張羅與滲透的展覽館，一個社會控制、肅清異己、懲治反革命的實驗區。

福科認為，監視就是一種權力關係。全景監獄最大的效用不僅在於低成本的犯罪防治和獄政管理，還在於建構了一套隱形的規訓機制(mechanism of discipline)。無須運用棍棒或電擊，而是通過一隻隻「權力之眼」，建立一種「凝視與被凝視」的權力互動效應，達到對囚犯直接的而全面的控制。那就是權力無所不在，但卻無法察覺、無法捉摸。處於時刻被監視的囚徒，等於時時處於威嚇與恐懼之中，這就會產生一種類似「斯德哥爾摩效應」的自我馴化，通過行為的自我校正，主動配合權力的戒律，以減輕監視所帶來的威脅與迫害。

盤旋在上海上空的無人機，用揚聲器警告居民不准外出，一如中央監視塔刺耳的廣播：不准胡作非為。於是上海居民開始「自我規訓」，告訴自己：聽黨的、跟黨走，服從中央、保全性命！

上海的繁華，只是權力的點綴

一位中國網民說：「在上海只要不是死於新冠，怎麼死的都可以！」一位上海居民說：「原來，繁華只是點綴」。上海過去的風華歲月，昔日的「十里洋場」，以及在中國社會驕縱已久的中產階級高傲，如今不過是黨的權力巨網上的裝飾和吊掛；上海的奢華與自信，人稱的「東方明珠」，如今在黨的權力大棒之下，成了散落一地的碎石與殘片。

今日的上海實現了真正的「無階級社會」，無論是大款富豪還是低端農民，都只是核酸檢測下一根根的檢體，一如全景監獄中囚犯胸口上大小相同的代號。上海也實現了真正的「性別平等」，無論光鮮亮麗的摩登男女還是麻衣粗布的白髮爺奶，在快篩棒之下，只有陰性或陽性，沒有性別差異；上海也實現了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每個人都是隔離轉運的「韭菜人口」，每個人的目的地都相同，都是統一的方艙居民。這是一種福科「生命政治」(bio-politics)意義上黨國對人口健康的管理、控制與調節；在「防控」的名義下，黨國對管理韭菜人口的政治技術達到了空前的發達與進化，體現了社會主義世界僅有的「優越性」。

一段視頻顯示，一個防疫警察將一位瘦弱的女子壓制在地，強力扒開她的嘴巴，將一隻快篩棒硬生生地插入她的喉嚨；一段視頻顯示，防疫警察手持電擊棒闖入民宅，在射出電擊波之後，恐慌的居民被送往檢測；一段視頻顯示，防疫警察踹破民宅的木門，將居民強制帶往方艙；一段視頻顯示，防疫警察闖入民宅，居民表示其已檢測為陰性，警察喝斥：管你什麼性？我說你陽性就是陽性！顯然，黨國權力已經深入人民身體的DNA，直接進行檢測與判定，表現出黨國對毒性判斷的超強能力。

防疫變成了政治鬥爭

5月5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習近平下達「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的最高指示，宣示「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一個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的防疫工作，被提升至「政治鬥爭」的最高境界，以「黨性」做為最後的壓陣。

在此軍令狀之下，所有中國人民個個成了「病毒嫌疑犯」，成了「應檢盡檢、應隔盡隔、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對象，成了一一排查並檢視其「政治DNA」的可疑病體。一如全景監獄中被監視的囚犯，每個囚犯都是可疑的陰謀者、造反份子，只有徹底、持續的監視，才能消磨囚犯的反抗意圖，只有隔離、再隔離，才能掃除上海所有的「抗疫(議)份子」。

中國式防疫：黨國權力的無限放大

時光倒流、歷史重演，18世紀的全景監獄如今在上海重現。實際上，病毒的存在是一種自然現象，人類歷史上從未真正消滅所有已知的病毒，一個病毒被全部清除的世界，意味人類與生態世界的終結。沒有人懷疑清零所產生的「休克性治療」效果，但「清零」的真實結果就是「清除所有病毒的機率等於零」。即使將14億中國人全部鎖在家中，病毒也不會在自然界中自行消亡。但可以確定的是，以「清零」為目標的「中國式防疫」，將使黨國權力和病毒一樣不朽和強大，如果繼續堅持清零，「全景監獄」將在中國無限的增加與擴大。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